房产税为何成了一场闹剧

——兼论转型期群体各利益的兼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杰 副教授

      1月8日下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中国下一站”年会上发言，谈房产税问题。主持人是上海市政府主管法制宣传和法规条例修订事务的负责人。虽然他是我所尊重的一位长者，也曾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以过大力支持，但出于学者的独立性，还是当他面质疑，上海房产税的开征试点为何搞得如此神神秘秘的？这一年来，尤其12月以来，关于上海房产税的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连公开媒体上都充斥各种版本相差极大的所谓内幕，政府却始终“不承认不解释不辟谣”。本来房产税征收还是征收，怎么个征收，都是很正大光明的事情，不拿出来社会公开好好讨论后再决定，却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黑箱操作，给房地产市场秩序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纷扰，12月以来楼市成交持续异常波动，确需买房的老百姓实在是“恐慌担心怕”。这是人为地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

    主持人身份特殊，不便直接回应。但他表示同意，房产税这样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事情应该通过更广泛更公开更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来定夺。但他作为参谋者而非决策者对现状也只能表示无奈。

不透明带来恐慌

    我还引用好友复旦大学公卫学院阚海东教授最近发表在国际权威心脏病杂志并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一篇关于股市过度涨跌确会引发心脏病的文章，来说明经济过度不确定性对社会的心理危害。虽然这个结论或还有争议，而且股市涨跌是不可避免的市场规律，但政府在关系民生的重大政策决策中的不透明、不公开，神秘主义、搞突然袭击，就既毫无道义，也无法理依据可言。房产税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按国际标准开征了，也天塌不下来。但悬念拖得越长，越无规则可言，破坏力越大。如故事中，楼上的靴子老不掉下，楼下的人被吓出了神经病。突然间劈头一盆冷水，看似有效果，很显政府权威，却后患无穷。几年前“半夜鸡叫”的印花税调整，本来一件小调整，太出意外，引发系统恐慌，杀伤力巨大，伤了多少股民的心，也伤害了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和信任感，政府与市场、民众躲猫猫，互不信任，各搞机会主义，经济总在高度不确定性中，何谈社会稳定和谐。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货币政策的经典“动态不一致”模型也指出，由于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政府都是有欺骗忽悠老百姓的内在动力，所以要靠事前的规则硬约束住政府的手脚，消除或缩小信息不对称。否则政府对政策的决定空间越大，对社会的福利损失越大。

公开讨论的意义

    我接着指出，房产税到底该不该和该怎么征收，本应该成为一个中国政治进步和公民政治觉醒的良好契机。理论上来说，征收房产税最基本理由是，房产和地产增值收益来自于买房之后的城市经济增长和追加的公共设施投资，所以这部分房产增值应该全部或大部分“归公”，这也是很多社会思想家包括亨利.乔治和孙中山很早就提出来的。但土地增值收益在哪个环节征收和如何征收，社会各方面意见很不统一，特别在买房时候已经缴纳了巨额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那么来一个全民大讨论，政府如何代表公众利益与购房个体之间来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经济增长收益如何让更多人分享，房产税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非常有政治教育意义。现在的中国城市居民，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如果突然被收取了一大笔收入，却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是很难同意的。所以说，房产税已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如何重新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权力关系。“无选票、不纳税”和“纳税是为了获取公共服务”的观念相当多中国人很熟悉了，只是等待机会去实现。如果有这样的大讨论，对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和完善公共财政机制是件莫大的好事。

     我最近在研究各国的房产税/物业税，发现很多国家，如南非和巴西，在开征房产税前都用了十几年时间来预热，取得充分社会共识之后，才让房产税出台，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动荡，很顺利地就着陆了。

闭门必导致闹剧

     如果没有预热就一味强行推行真正意义的房产税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但舆论已经造就了很大的房产税话题泡沫，不开不行，舆论和“两会”都交待不过去。于是有迹象表明，政府为了减小开征阻力，拟推出涉及面十分有限、变形异化的房产税，所谓在试点城市针对极少数人的房产特别消费税。然而这样为了开征税而开征的做法，违背了税的基本公义。本来财政部国税总局所声称的开征房产税是为了“完善税制、调节财富分配、引导住房消费”全部落空了。本来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变成了过家家、敷衍了事。如果试点效果不好，再马上改？朝令夕改，真成了儿戏了，真成了一场闹剧，甚至滑稽剧。

    近期我一直在思考，政府为什么不愿把房产税这样的公共决策拿出来公开讨论。虽然有很多的案例在说明政府一直更倾向闭门决策，最多找一些所谓“精英”参谋一下，还要是符合决策者本就有的意图才行；虽然我曾经因为进过几次这样的门而沾沾自喜，如今才知道所谓专家论证基本都是可有可无；但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项公共政策，把先期少数人做出的草案公示一下、多广泛征求意见就那么难。现在公众真是一头雾水，连个房产税可能大概方向都没有人来告知，茫然无措。

政治不成熟的结果

     当天年会上同台在我之后发言的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一篇很精彩“社会分殊化与政策走向”的演讲中给我启发很大，这里拿出来分享（以下代表我个人的解读，如果有出入，与李教授无关）。他提到，最近在读德意志崛起时期大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感受很深，发现中华民族现在与20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很像，经济上高速成长，但政治架构与公众的政治素养都很落后，空有“外在强盛”，毫无“内在强盛”，而后者非经济发达就自然形成。内外强盛的严重背离，是非常危险的。100多年前马克思.韦伯就对当时正冉冉升起的德意志发出了严重的忧虑。一个落后民族在从经济落后走向经济发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但“政治成熟”民族有良好的政治机制整合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容易形成社会共识，各阶层共生共荣，“责任共担”；而“政治落后”民族原本靠魅力（领袖、宗教）和威权（皇族、军阀）来实行政治支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加容易出现多元分散的离心化，只顾自己所在阶层利益、权力市场化的政府要么缺乏威信，要么实行自欺欺人的“政治市侩主义”，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刻意打压“内在强盛”。缺乏凝聚纽带的社会，群体利益破碎化，很容易要么走向极度的暴力集权，要么走向崩溃。德国的纳粹历史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都预征了韦伯的预言。两者都付出了非常惨痛的民族代价才在二战后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

     借鉴这样的思想，我们很容易看出，我们现在的确是“政治不成熟”的社会，“政治落后”的民族。与我们的“外在强盛”比起来，我们的“内在强盛”实在差得远。房产税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有决策权的当局者只想自己的权威，不愿意与公众分享决策权力，也不想有这样的分享机制，也不在乎什么社会共识。如果光为了强调威权而排斥公众参与决策过程也还罢了，很多老百姓已经麻木、习惯被动接受，一些学者对此还对此赞美，中国行政具有“高效率”，不像欧美民主体制下什么决策都拖拖拉拉的。但不公开不透明，往往带来的不仅是片面的、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效率”，还有腐败。没有必要的外在约束，政策制定者就不会自觉站在公众整体利益的出发点，更可能被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收买和形成联盟，以他们的偏好与利益来制定政策，并提前通气，分享政策不确定性的租金。如绝大多数财税界和房地产学界专家都对房产税可能方案一无所知的时候，开发商已经早行动起来。又一次，本来是政府、开发商、住房消费者等各群体利益可以协调、互相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寻租化，社会阶层结构更加被撕裂，群体利益更加破碎化，社会更加多元离心化。各利益群体之间更加相互不信任，政府威严与威望更加丧失。

媒体的不成熟

    文章到此，意思本来已经说完。但我还想批评一下众多媒体在房产税报道中的表现。这次房产税/物业税闹成这么大动静，成了一场闹剧，除了政府的暧昧，很多媒体也有很大责任。为了眼球效应，为了出报率，很多记者在故意炒作关于房产税各种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凭空捏造和断章取义，鸡犬不宁，乌烟瘴气，唯恐天下不乱，房产税泡沫越吹越大。

     去年12月15日我们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在复旦管理学院召开了一个“当前房产税该不该开征”的专题研讨会，除了10余位沪上学界业界专家，本来想内部讨论的，最后还是邀请了部分重要媒体。当时这样做的一个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媒体把房产税/物业税这件事情向公众说清楚，到底该不该交，该什么时候开始交，该怎么交，引发公众更多的思考。有部分参会记者会上对各位专家的观点认真做了整理，会后对我们散发的比较枯燥的理论材料下功夫做了消化，文章对房产税这个话题起到了很好的深入宣传作用。但遗憾的是，多数记者只关心房产税什么时候出来，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来。有记者当场就发微博，大意说学术研究也要像股市投资那样讲究消息，不知道政府内幕搞研究就是空浪费时间。不需多言，学术研究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立场，沦落到以刺探和揣摩官府旨意为第一要务，然后事后工作就是诠释政策而不加批评，那将十分可耻。但可悲的是，一些媒体就是这么看待研究的。会后多数对该研讨会的新闻报道都是满篇猜测到底房产税会是什么形式，只对那些看似漏出“口风”的发言感兴趣，并没有兴趣去挖掘一下会上更加有深度、更有思考性的发言。

    媒体持有这样的态度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媒体只负责报道什么时候政府会干什么事，是不是太肤浅了一些？“政治成熟”，不仅要政府成熟，也要有政治成熟的公众，两者是互动的。没有政治成熟的公众作为鞭策，政府自身是没有动机和动力成熟起来。如日本新闻界已经形成很好传统，每一任首相都是在媒体严厉的鞭策下战战兢兢过日子。

     公众政治成熟过程中，媒体作用很大。媒体不能仅盯着“内幕”，第一时间抢了多少条“头条消息”，还应需要有更高的成熟度，更高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引导公众对公共政策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调动公众更强的公共参与欲望，而不是让公众默认自己只能成为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只能逆来顺受。《让子弹飞》中，皇帝没有了，老百姓还是习惯跪着，等青天作主。启蒙的责任依然重大，媒体自觉又是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